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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因为刘子英是我担保入台的，抵台时又住在《自由中国》社里面，而我又一再给他介绍工作。

如果刘子英能够自认是匪谋而又告诉了我，那就可以课我以叛国之罪，在‘莫须有’的表面上，总比较好看一点。

至于这样做法，是否丧尽了良心和伤天害理，那就完全不顾了。

过去许多王朝时代就不必说了，为了家天下和个人统治起见，清末的那位慈禧固是如此，民国的袁世凯亦复如是。

刘子英在受不住威胁利诱的情形下，就‘自认是匪谍，而且告诉了雷震。

’被迫缮写‘自白书’而六易其稿，始得警备总部当局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‘雷案’的人，大为满意。

其条件则是警备总部，当然就是国民党及其政府豢养刘子英的一生和其大陆的家属”

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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逮捕雷震，举手之劳；防悠悠之口，可就不简单了。

九月五日，警总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举行记者招待会，一口咬定雷“涉嫌叛乱”

，但事实如何，搪塞以对。

又说：警总系根据“惩治叛乱条例”

第十条采取行动。

第十条规定，在戒严区域内，不论犯本条例之罪者为军人，抑为非军人，概由军事机关审判。

王超凡同时以书面文件，公开指责《自由中国》的言论文字，涉嫌叛乱，国民党中央党部，不甘落后，亦以言论摘要配合。

司马桑敦在其《雷震与〈自由中国〉半月刊》一文中，摘要归纳如下：

“（1）倡导反攻无望。

引用《自由中国》第七卷第七期的《反攻大陆问题》中文例：‘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，又是颇为渺茫。

一个国家的一切做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，这是太不稳健了。

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，哪里会生死以之、全力以赴？’文件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影响民心士气，莫此为甚。

（2）主张美国干步我国内政。

引用《自由中国》第十八卷第六期社论：《中国人看美国的远东政策》中说‘假若美国今后改换一个方式，把这种经济援助的重心，不专放在各国的政府上面也放在各国的人民，或严格规定凡接受美援者，必须遵守国内言论自由、保障人权、一切案件公开审判、经济政策符合平民大众利益，及司法独立等为前提条件，那我们相信东南亚各国没有一国的人民会反对这种干涉’。

又引用《自由中国》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社论《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华》文：‘试想，如果由上而下的改革竟被事实证明为无法走通之路，则中国将面临怎样一个可怕选择，流血？政变？还是让绝望来销蚀人民的反共意志？’文件作者认为这篇社论，将‘流血’‘政变’来激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干涉我内政。

（3）煽动军人愤恨政府。

文例引自《自由中国》第十七卷第四期社论：《我们的军事》内有：‘但军人生活的困难，内心的苦闷，实已相当的严重’，‘这种现象，还不够严重吗？任其发展下去，我们军事将成一个什么样子，真可以使你想起来发抖！

’文例又引《自由中国》第二十卷第二期读者投书《革命军人为何要以‘狗’自居？》等文，认为《自由中国》用意在煽动军人情绪，为其企图颠覆政府重要对象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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