它的特点是，写实的、进步的、反杭的，假使不带有色眼镜，当局似无拉警报的恐慌。
可是，党官们，神经过敏，竟指“工农兵文艺，台湾已经有人在提倡了！”
《中央日报》总主笔彭歌，率先攻击，于一九七七年八月，撰《不谈人性，何有文学》，发表在《中央日报》，点名批评尉天聪、王拓、陈映真等人，硬说：“乡土文学有变成表达仇恨、憎恶等意识的工具危机。”
且滥用“阶级理论”
，乱舞手中三节棍。
后来，发展成围剿，加入诗人余光中，《中华杂志》的胡秋原，也挺身而出，站到被剿的一边。
激辩的重心，由文学的功能，“扩延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推行所造成的诸种社会问题”
。
这件论战的本身，殊无意义，但反映出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乱戴帽子、乱打棒子的卑鄙伎俩，以及做贼心虚的歇斯底里症。
“乡土文学”
休兵不久，真正使经国胆战心惊的事件发生了－‘冲坜事件”
。
有关“中坜事件”
起因的分析，众说纷纭，惟以夏宗汉先生的见解，最言简意赅。
“因为缺乏强而有力的反对党，所以国民党不会遭受到有组织的挑战，但是也因为反对力量缺少组织，所以会造成众情激愤，不可控制的中坜暴动。
而群情之所以激愤，比以往之更不能容忍国民党办理选举的偏私方式，主因在选民已今非昔比，其主流是属于新生代的青年们。”
夏宗汉认为：
“选民已经因量高而渐渐产生质变。
配合了经济起飞、生活改善、都市人口剧增、九年国教、工业取代农业等因素，新生代本身具备了欧美国家群众对民主的热情。
而在外交挫败，内部代沟日趋严重之时，新生代群众把政治上要求改革的热情灌注于选举之中。”
但国民党领导阶层，非但忽视这一新形势，锐意革新，加速开导，且顽强抗拒，蛮干到底。
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七年的十一月十九日。
原是国民党籍的许信良，因国民党拒绝提名他为桃园县长候选人，宣布脱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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