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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返回首都的第一天，他得了一场重病，不久住进莫斯科医院。

据医生说，进医院的头三天，他根本不省人事，温度常在38度与39．5度之间。

病很快痊愈复元。

所获得的人生启示，十分深远。

“在病中觉得格外忧闷．我进医院之后，只有三个俄国朋友常来看我，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来看过我，心中觉得很不愉快。”

没有中国朋友照顾他，使他很感喟，“有好几个中国人，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，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。

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。

唉！

倘使我死在这里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？”

[11]

可见，所谓“同志间至高无上的革命情操”

，“心携心，手携手”

的阶级感情，都是虚伪的教条口号，尼古拉同志生病，他们跑得远远的，口头上，却“非常亲热。”

纽约世家，当过副总统的洛克菲勒，[12]生前没有朋友，他怕人家打他钱的主意。

回国的经国，春风得意，他和纳尔逊一样，孤独得很，怀疑别人想利用他的权势，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。

早年的环境，现实的教训，应当是这个心理形成的主要因素。

莫斯科病中的感触，等于在他心底留下一道疮痕，这个疮痕，随着时间慢慢扩大，到了后期，他连半个朋友都没有了。

官越做越大，朋友越来越少，成为他性格上最大的弱点。

身体一复元，十月间，苏联当局的配他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，开始真正体验苏联的劳工生活。

工厂设在莫斯科城外，宿舍却在莫斯科市中心。

上工挤电车，好容易挤上去，在车中挤得动都不能动。

清晨凭票领面包，有时候缺货领不到，就得饿肚子。

上工要在社会主义的竞赛空气下，参加生产竞赛。

吃完午饭，要参加工人俱乐部的政治谈话，晚上要到工程夜校去上课，到家已是十二点，面包店关门，又要准备饿肚子。

这样刻板的作息表，清晰地勾画出他在狄拿马做工人期间的生活轮廓。

经过如是恶劣环境下的劳动体验，苏联共产党的

美丽理想和他生活面接触到的丑恶现实，难免不在他的思想领域里，发生尖锐的冲突，诚如毛以亨所说的，他毕竟是个“有国民党本质的共产主义者”

。

可怜这样的日子，他即使想恋栈，也不可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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