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升利用刘少康小组的名义,结党营私,专横拔扈,成为国民党的“中央文革小组”

,经国因病,未予觉察,了解实情后,一纸命令,将其铲除。

王升削权,且流放南美,说明经国的魄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。

因王去,内部得以和谐团结,经国的声望,更是猛升数倍。

从政治的角度观察,经国不愿在他身后,出现全斗焕式的强人政治。

未来道路,正是今天的延伸,或许更宽广、更平直。

我们了解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和经国的政治哲学基础,一个蒋经国的时代,和他父亲的时代,本质相同,手段方法大相径庭,哪怕上面所举的小事,蒋先生在世,绝难想象,进步再小,总是进步。

一个人的思想,与他所成长的环境、后天的训练,是分不开的,经国先生是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,后来蜕变为国民党党员,主义的内容迥异,统治方式,却有很多共同点。

蒋先生口头遵从民主宪政,形式门面上的事,也尽力而为,内心里,行动上所表现的对民主自由的认知以及信念,其实交的是白卷。

经国呢?和蒋先生一脉相承,如果说有所区别,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。

他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,详见其与美国记者的谈话。

他对美式民主私下颇不以为然。

无论外面如何批评,他仍是坚持他自已的思想模式,诸如五十年代的“以思想对思想,以组织对组织”

的观念和行动。

“政治部”

、“救国团”

、“特务机构”

是他三个宠儿,所招引的批评责难也最多,和吴国祯、孙立人的冲突,即以此为导火线。

究竟这些组织,是否为反共必需的手段?在当时争论不已,即使到今天,仍无众所一致的定论。

唯一能争取别人同情之处,是病急投医,求生存的手段。

其次,是传统思想-“以子之矛,攻子之盾”

的国粹后遗。

承认与否,在别人眼里,经国是位独裁者,那本从苏联携回的笔记簿,一直使他受用不尽。

但是,大家当同意,他是位“聪明的政治家”

(哈里曼语),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(dictatorwithheart),倒行逆施的事,雅不为也。

他随时在关心国计民生,兢兢业业。

苏联学回来的东西,并非一无可取。

以接近群众而言,不仅别的国民党官员办不到,即使处处打着“人民”

招牌的苏共,也早成历史的陈迹。

他比国府中的任何人,懂得走群众运动的道理,一九四八年,上海经济管制,他的确作了一次大胆地尝试,“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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