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家里人不赞同,”

林维桢踢了踢脚旁的小石子,“我小姨是生意人,当时文理分科,她就不建议我学文,说尤其是男生……我们班去学文的确实不多。”

“一年都学下来了,”

林维桢脸上掠过一丝苦笑,“如果保送,就等于放弃了高考可以选的所有专业。”

何清没作声,一直静静地听着。

机会成本是个太残忍的词,现在社会谈不上一步错,步步错,但失去的就是失去了,一个普普通通,没有背景的人,所做的每一个选择,都在用人生做赌注。

事关前路的建议,从对他有养育之恩的小姨口中说出来,对于太敏感的林维桢来说,大抵是千钧重的。

林维桢简单地一言带过,何清试图去想象全貌,竟有些心疼。

“那,”

何清缓缓开口,“高考后,理科生能选的所有专业,你想学什么?”

林维桢哑然。

他顿了顿,道:“没想好……你呢?”

何清抿抿嘴,笑了:“学医。”

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,眼神中流光溢彩,无法伪装。

林维桢心里涌起一阵艳羡,转而笑道:“以后见面,就要叫何医生了。”

“何医生”

三个字,也曾经是顾晓燕对丈夫的爱称。

小孩子常常以父亲为人生榜样,何清正是一个典型,当年他矮的还够不到衣柜的把手,就偷偷踩上凳子,翻出父亲穿旧的白大褂裹在身上,在客厅对着镜子招摇一番,刚下班回家的顾晓燕看到这一幕哈哈大笑,忍不住拍了张成为黑历史的照片。

何清小时候作文写的最多的题目是《我的父亲》和《我的理想》,电视上倘若放映医生参与救灾的新闻,他便目不转睛地从头看到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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