贾在《嘉兴起义始末》一文中这样记着:

“天色垂暮,李凯宾派了十几名学员持冲锋枪来接我,到西大营后,操场上这里一堆,那里一群,干部学员们正拿起武器,整装待发。

见了我,纷来握手,气氛紧张热烈。

我立即同学员们一齐到黎天铎的办公室和他谈判,学员们和他评理,他不肯行动。

到午夜十二时,还是相持不下,我看时间不能容他再拖,就明白告诉他:‘我是共产党叫我来的,你现在有两条路:一条是把我送到国防部,可以升官发财;第二条是跟着我们走.下令行军,到莫干山演习,限你考虑五分钟答复。

’这时学员们有的把刺刀指向他的胸膛,有的把手枪对着他的后背。

他见势头不对,叮得魂不附体,嘴唇发抖,对我说:‘你是我的老长官,你带的路不会错,我听你的。

’这样,他才拿起笔来,下命令‘行军演习两天,”

[14]

起义部队抵达乌镇,国军兼程赶到,七日深夜,分三路突围,黎天铎和潘振球趁形势混乱逃脱。

贾历尽艰辛,走了七天,剩下几十人,逃到江西吉安。

从全局看,事变的本身,微不足道,即使贾顺利将部队完整地带到天目山,对国军的防御,并起不了多么严重的骚扰破坏作用。

反正,民心士气,已听天由命,无再战的决心。

国军阵前起义的,从东北的滇军开始,到徐蚌会战,层出不穷,亦见怪不怪。

然而,预干总队,是经国的嫡系,含有“勤王”

的意义。

外界议论“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了”

预干总队能起义,住在宁波的绥靖总队,是否还靠得住呢?[15]

由于挫败中所得到的教训,经国到台湾后,全力发展自己的特务组织,控制军队,控制学生,正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必然发展。

“保密防谍”

,疯狂推行,可能牺牲很多无辜的生命,但是,他坚信,是巩固领导中心的必要手段,多少代价,在所不惜。

这是后话,此处不赘。

共军于四月二十一日,分三路渡江,国军宣传的长江天堑,汤恩伯居然不如三国时代的孙权,一夕间,江南变色,似儿戏一般。

兵荒马乱中,李宗仁和蒋先生,在杭州举行紧急会谈,下列对话,颇堪玩味:

蒋:“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?”

李:“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。”

蒋:“不用了,不必再谈了,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部署好,所以才同意和谈,现他们已经渡江,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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